唐志祥，笔名：与共和国同成长。曾撰写1500篇散文诗和散文等;部分刊发有关文学杂志社。出版《感悟春天》、《聆听回声》文集。先后加入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作协，中国现代文学作协，中国散文家作协，中国乡村作协，中国作家网，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南国作家协会，山东省散文学会，四川省散文诗学会，酒泉市作家协会等会员。2020年荣获国家级文学征文大赛两个一等奖，一个三等奖。荣获2020年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称号。

作品欣赏

敦煌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

文/唐志祥

敦煌莫高窟遗存佛像和洞窟的壁画语言，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是一个历史范畴发展过程的完整体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重要的编年史。莫高窟文化遗存价值，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一题记

(一)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壁画遗址发现、保存和保护，是中国五千文明文化发展与继承。它的每一个佛像和笔画语言，深刻表达了华夏历史文化的辉煌和成就。

莫高窟是中国西部戈壁沙漠里的艺术明珠，它经历了历史的风沙侵蚀与自然分化，但也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呵护，基本没有受到较大损伤和破坏。如今，通过长达70多年的接力保护，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莫高窟藏经洞壁画能够保存下来，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始终忘不掉功不可没的常书鸿先生。那是1935年，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常书鸿，经常在一些书店和书摊上看书。某一天常书鸿在一个旧书摊位上偶然发现了由伯希和编制的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一下子吸引了他的眼球，对该书是爱不释手。经过反复阅读，深入了解，在他心中初步揭开了莫高窟遗存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佛雕佛像的谜底。他既震惊又感慨地说：“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堆里的人，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感到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啊”。

常书鸿对莫高窟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引起的兴趣，极大地调动了他的回国的热情和积极性。印在他脑海中的精美壁画和塑像，就像一盏指路明灯照亮了他的心灵。经过反复思考，认真琢磨，决心回国揭开莫高窟神秘的历史面纱。二话没说，打起行囊，一路辗转，抵达敦煌，一头扑进“飞天”的怀抱。

（二）

1944年元旦，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成立。从此，莫高窟结束了近5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那时常书鸿回到莫高窟后，一心扎下根来，带领热爱敦煌艺术的青年们，在狂风嘶鸣的荒滩戈壁上安营扎寨，埋头苦干，用青春、汗水、热血、甚至生命，努力浇灌着灿烂绽放的“敦煌之花”。

当初，地处西北一隅的莫高窟，面临环境破败不堪，风沙肆虐、荒凉寂寞、无电无水、无交通工具、信息闭塞等多种不利因素和困难。常书鸿没有气馁，为了拯救莫高窟艺术，千方百计把洞窟的壁画和塑像，重新开始探查登记，设计制定简易的保护措施。从零开始，从小事抓起，从自我做起。人手不够不断给远方的学生写信，发出诚恳邀请，希望他们一起回来保护好莫高窟的中华遗产。常书鸿诚挚的号召很快得到了莘莘学子的响应，他的知友董希文、潘絜兹、乌密风、史岩、范文藻、段文杰、凌春德、霍熙亮、孙儒僩、欧阳琳、史苇湘等一批热血青年，不远万里迅速陆续来到了莫高窟。一起学习研究，一起规划设计，群策群力，釆言纳谏，效其心，尽其力。

这些年青人聚集莫高窟后，虽然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没有任何怨言，树起了扎根沙漠，追求梦想的雄心壮志。在一穷二白的沙漠深处，披星戴月，与黄龙共舞，白手起家。用双手清除了近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里的积沙，修建了1000多米的土围墙，在周边种树种草种花，筑起了一道治沙防沙的屏障。然后对洞窟壁画文物测绘、登记、编号、造册，同时将主要洞窟文物和供养人重新题记、临摹。进一步挖掘、记录、研究，建档立案。为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迈出了可喜可贺一大步，为后续的开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就在常书鸿带领大家如火如荼的工作当中，不幸发生了妻离子散的悲剧。常书鸿悲痛至极，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从此，莫高窟成了他唯一的家。经常一个人巡视洞窟，查阅资料。但他每次看到《萨陲那太子舍身饲虎图》时，又感慨万千，默默思考。他想，萨陲那太子能奉献自己的身体，救活一只奄奄一息的老虎，自己万里迢迢来到莫高窟，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保护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典艺术宝库呢？

萨陲那太子，是千年前的一名无名画工，因为他的执着与成功，点亮了他黑夜中的心灯，再一次坚定了常书鸿留下来的决心，树立了与莫高窟同命运、共生死的信仰。不管时势如何变化，生活多么艰苦，工作条件多么恶劣，从不后悔。用自己坚定的信念和生命维护莫高窟的艺术遗产。从此，他已成史上最忠诚的莫高窟守护神。

20世纪80年代初，同仁段文杰从常书鸿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继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时隔不久，于1984年他又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带领大家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等各项事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临摹面积达到140多平方米，洞窟壁画达340幅。创下了莫高窟临摹史上的首个第一，他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导师”。

后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相继又有李最雄、王旭东、汪万福、苏伯民、马德、赵声良、张先堂、杨秀清等专业人才，通过大学分配、招聘、调动等方式，陆续来到敦煌，加强了研究管理的力量。全面推进，专业分工，克艰攻难。经过刻苦努力，他们逐渐成为各领域、各行业很有成就的学者和专家。充分发挥优势互补、取长补短的作用，为莫高窟的后续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

黄沙自始自终是威胁莫高窟生存与管理的一大灾害，常年累月的流沙移动，清不完，除不尽。它的袭扰一直困扰着莫高人。为了让洞窟“宝贝安居乐业”，他们精心规划，精心筛选，精心制宜，采取了引水冲沙，减少沙积；修建土坯防沙墙，制作导流沙帆布筒等多种办法，先后清理四万多立方米的积沙。后续，又经过化学固沙，建设防沙林带，建立“六带一体”综合防护体系，才使莫高窟佛像画壁达到了安心易居、安全生存的条件。从常书鸿、孙儒僩到李最雄、汪万福等，代代莫高人硬生生将“黄色沙瀑布”笼罩的莫高窟，改善为“大漠深处的世外桃源”

1980年底，进入到了莫高窟摄影釆集，摄影积存，摄影宣传的成熟期。为了解决高新摄影难题。推荐刚满十八岁的吴健去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摄影技术。学完回来后，他一头钻进最美的158窟，成天盯着15.8米长的涅槃佛像，探讨捉磨，想办法拍出这尊佛像的深情安详、微含笑意的神韵和意境。直到1998年的一个下午，吴健终于看见了那束罕见的佛光，将一张前所未有的涅槃像定格在胶片上，拍照成功，传发出去后，轰动了全国的摄影艺术界。从此，他开启了用镜头与石窟 、摄影对话他光辉人生。

30多年过去，吴健念念不忘自己心中最美的莫高窟，他一生追求洞窟的摄影艺术的完美塑造和绰约展示，成为他生命的座右铭。2018年，吴健积累了二三十年的作品组图一一《西风东渐·佛影重现》，获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其中，就有158窟的涅槃佛像。他用千万级别量的高清照片，为敦煌研究的旁白解说做了生动的说明和精彩的描述，成为“数字敦煌”展示的创始人。也圆了他一生的敦煌飞天之梦。

（五）

莫高窟从1944年正式组建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到1950年成建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成立的敦煌研究院的提升变化，进一步加强和细化了莫高窟的科学管理的力度。唯有“保护、研究、弘扬”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从公元336年由三危山挖掘的10余个朝代的石窟及开凿发现流经千年的乐僔文化圣殿，到公元1944年常书鸿扎根戈壁、接力奋战70年，建立享誉世界的文博管理机构，再到1650年前，一代代莫高人勾勒出的一个东方莫高佛国，都是凭借一颗坚定不移的赤胆忠心，塑造了著名的莫高精神和莫高世界。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等这些忠于职守的莫高人，一生心系莫高窟，献身莫高窟。从最初的看守保护，抢险加固，抢救保护，预防保护、发展到数字专业化管理、专项法规管理等，形成了一套综合性、全范围、立体性、规范性的管理体系，极大的发挥了创新升级、高效运营和一体化服务的平台功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莫高窟形成了现代化管理体系后，进一步又开展了综合性高端研究工作。从最初的壁画临摹到绘画技法的研究，推进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壁画图像、文献出版，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重大专题研究，扩大开放力度，扩充科技含量的项目和内容，更加丰富充实了敦煌的文化交流、精神内涵和历史价值。逐步形成了吾国学术和世界敦煌学为中心的专业研究推广课题，步步深入，层层提高，全面提升，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型的规模，令世人惊叹。既有高品味价值的数量、又有跨区域范围的文博管理机构和敦煌学研究的实体。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处于全国乃至世界领先地位和先进行例，在文化遗产领域开了无数先河，争得无数第一，取得多项专利，荣获多项大奖。曾无人问津的莫高窟，现在是名扬四海，名传天下，成为一票难求的旅游圣地。使原来的高深莫测，高高在上的敦煌文化，褪去了神秘的外衣，走近普通的百姓之家，一同分享敦煌文化的巨大魅力。

（六）

近几年来，莫高窟文化遗产快速提升到涂色书、展览、公益讲座、网络体验、手机App数字现代化管理后，从2003年开始，65岁的樊锦诗又提出了大胆的设想，用球幕电影展示洞窟文物，引起共鸣。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反对声也不绝于耳。可樊锦诗执拗的高水平、大开放的管理思维和管理理念始终未能动摇。同时引导大家展开了开放还是守旧，维持现状还是向前发展的非黑即白的大讨论，大辩论。

樊锦诗在大讨论中坚持了他的新思维，新观念，反复例证说服了大家。目标确定以后，带领同行日夜奋战，用历时12年时间建成了现代化的数字展示中心，凸显“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传送、浏览洞窟和全范围开放的寒蝉效应，不仅彻底打破了自1979年以来参观流程、参观方式及参观体验的旧模式，而且游客每日承载量由原来的3000多人次提升至现在的6000多人次，实现了“鱼和熊掌兼得”的双赢目标。

截止到2016年5月1日，经过20多年的数字化管理不断更新推进和创新积累的经验，又成功地实现了在互联网中一次性开拓运行的梦想。同时连接开通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不同朝代的30多个经典洞窟，向全球开放。这不仅让更多难以抵达莫高窟的那些遥远的观众，逼真地看见洞窟全景，而且也让不知道敦煌的世人清楚地重新认识敦煌，了解敦煌，关注敦煌。这种“虚拟敦煌”开放管理的模式，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创举，带来了新的气象，同时也收获了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直接的经济效益。

李云鹤，今年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他牢记常书鸿先生的生前遗愿，努力完成和未完成临终前移交的各项工作任务。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精神，整天穿梭在洞窟和脚手架上，一点一点地修复壁画。特别是那些多年陈列“生病”的壁画和塑像，等不起、拖不得，他全身心的投入到除尘、灌胶、滚压、回贴等具体的修缮工作中去，减少文物受损程度。他从23岁的英俊青年，到87岁的耄耋老者，以不屈的生命和精神，用忘我的工作态度与严谨作风，使4000多平方米岌岌可危的精美壁画，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栩栩如生。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从当初的“夜走麦城”的常书鸿，到后来组建敦煌研究所的18“勇士”，再到今天扩大拥有的1463人科研队伍，是历史与现实的一个量的提升，演绎到了质的飞跃。他们无怨无悔的默默无闻地奉献精神，不为人知，不被人晓，把一生献给了敦煌莫高窟的光辉艺术事业。

敦煌莫高窟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讲不完的故事。它是一部以佛教为中心编制的巨型电视剧，是辐射神洲大地灿烂壮丽的编年史。它的的文化遗产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永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