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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庆胜亓玉英高照仁（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先生，左为著名评论家许庆胜先生，高照仁供图）曾镇南先生在《王蒙论》158页说到了王蒙的文学智慧：“王蒙非常看重文学作品内凝的智慧，把它视为造成艺术的内美的重要因素。”（1）（引自《王蒙论》158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为此，曾镇南先生在这一页上直接引用了王蒙的原话：“在文学里头，智慧往往也是以一种美的形式出现的。一个真正的智者他是美的，因为他看什么问题比别人更加深刻，他有一种出类拔萃的，对于生活的见地，对于人的见地，这样的智者也还有一种气度，就是对人生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各种纠葛，他都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看待它。”（2）（王蒙《小说创作要更上一层楼》，《山花》1983年第10期），大凡是出类拔萃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认同这种界定的，也就是说，智慧地对人生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以深入思考，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太重要了。博尔赫斯曾这样说过，每个作家都应该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语言方式。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每个称职的作家都应该选择自己独特的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说得更专业更深刻一点就是合格的作家你写的一切别人都不曾写过，才说明你为文学做出了贡献，王蒙先生的贡献就是这样“智慧”而出来的！他把二十多年的反右扩大化苦难经历“智慧”地升华自觉提升了！也就是要自觉地去除雷同性，追求自己的特殊性，才能呈现出自己的迥异个性或创造性。这是成熟的作家才有的艺术选择，而要有这种成熟选择，就要具备超常的“智慧”，那要需要多少的“升华”深刻思考啊！必须打入全部传统了解整个文学史，然后再打出传统，忘却与断绝全部旧传统，方能“智慧”地独辟新途，最后让浩如烟海的文学史记住，这是作家自己最后最好的荣耀和辉煌！艾芜先生解放前的漂泊经历，如果没有深入文学“智慧”思考，就不可能有解放后《南行记》的出版，出版后也可能就不会有畅销不已的巨大文学效果。而且，在艾芜先生八十多岁时，又智慧深入思考，又拍成了电影《漂泊奇遇》，轰动不已。以前主要定位于旧社会的磨难以及阶级斗争的题材范畴，在拍电影时主题“智慧”已经翻新，他说那些流浪的日子是最畅快的人生时光！为什么？就是那些“经历”成了他创作的财富，最终让他成为了著名作家，能不畅快！艾芜因为“没有目标的漂泊是流浪”而最终“为这个世界提供”了属于艾芜的“一种语言方式”，名垂千古了。按一般的文学原理，成功作家都要走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所谓“自发”就是自己先“发”出来的，因兴趣使然“爱好写”，至于写到了什么程度？方向对不对？能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特长而成功？自己是不很清楚的。这时候就需要智慧的深入思考学习，才可能达到自觉状态，然后有目标的再勤奋就有可能成功。这就像一棵玉米苗“自发”在了路边，如果不“自觉”的给以浇水、施肥就有可能旱死或结不出果实，那就太可惜了！就创作而言，毕竟具备此种创作天赋的极为有限，可以说少之又少，因而应该倍加珍惜，应该由“自发”尽可能的达到“自觉”状态，否则就会被埋没，天都叫疼！：所以思考学习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太重要了。学习，现在来看大体可以分为：正规的学校学习与“智慧”的自学两种，但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终身“智慧”的自学。自学是“智慧”主动地学，是有用地学，是为了实践成功去学习的，作用更大。而学校的学习大多是被动的学，是为了谋一个饭碗去学，学起来就可能劲头有限。设想一下，让那些不是作家的老师去培训出作家来，一般逻辑上也是讲不通和具有滑稽色质的。相反的事实是学了一些创作套路，因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创作，这就是赵括的“纸上谈兵”，这种没有“智慧”的学法有时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就像王明从苏联学来的“城市中心论”，最后害了中国革命一样。毛主席没有上过军事大学，至少他没有纸上谈兵，没有受既定的条条框框的迷惑，而是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智慧”自学地去吸收军事知识，比如《孙子兵法》《左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的军事知识，然后巧妙地运用，这就是“智慧”自学的好处、“智慧”自学的长处！毛主席“智慧”地看到的革命形势是敌强我弱，很朴素，这种状态下，就决定了不能与强大的敌人硬拼，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再强大的敌人，如此“智慧”的蚂蚁啃骨头，就“啃”的再强大的敌人肯定就渐渐的不会强大了，然后力量充足成熟超过敌人的时候，最后再消灭敌人取得完全胜利。毛主席没有上过军校，但是并不等于他不“智慧”的自学，并不等于他不去“智慧”自觉地吸收外部的有益军事知识。自学就是“智慧”自觉地学，符合实际地学，而不是像学校的那样硬灌！同理，铁凝主席没有上过大学，但她一定时时的不断“智慧”自学，“智慧”读书、看书，但她的学肯定是配合自己创作实践的“智慧”学，是真正有用的学，而不是像学校排列什么课程，去接受那些不是作家的“长官”意志。由此，我们的猜测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她要接受了那些“长官”意志，可能就不是今天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了！还比如，比如《红楼梦》伟大作家曹雪芹，如果他不对人生生死离别的“智慧”深刻思考，可能就不会流出那一把辛酸泪！还有从小说起步，至今已有了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广播剧、评书、地方说唱、诗歌、散文等众多的艺术形式，说够了“人生如梦”的林林总总，以致于家喻户晓，几乎满足了所有受众族群的心灵期待。这种艺术效果的实现，除了《红楼梦》本身的特定优势之外，更离不开广大艺术家们的自觉“智慧”艺术奉献，那真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都是天才“智慧”的宣泄，更是“智慧”责任的自觉承担，因为如此，作为文学艺术符号，文学史会永远记着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智慧”地看待文学的“边缘化”。从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看，的确是边缘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其霸主地位日益确定之后，文学诗歌的往昔荣耀与幸福时光好像已经成了一场难再的旧梦，崇尚理性科技渐为全社会普遍参与的交欢重心，众多的诗人、作家意志不坚地纷纷背离和背叛文学诗歌，成群的拜倒于官本位及孔方兄门下，“边缘化”成了鉴定文学诗歌身份频率出现最高的艺术术语，文学诗歌的背运厚重地呈现于我们的当前，文坛诗坛的确是一片低迷和失败气象！而且我国的文化传统素来是“重文轻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此“十年寒窗苦读”诗赋成了历代学子们的主要人生目标和最大面积的生活生存方式，而这种人生流向皆因国家政策类的堤岸所预先设置好了的，并不是广大民众的自由人生选择，只要诗赋做得好，皆可得到组织的重视，从而达到人生命运上的根本转变，可以说直到九十年代末国家工作重心做了根本上的调整之后，古老的“重文轻理”模式终于向着它相反的方向对换，“重理轻文”成了全社会的普遍意识和生活生命选择，国家“五百万元”以上的重奖几乎全部倾斜到了科学家、经济学家们身上，而组织选拔的“重理轻文”其辐射力影响力更大，甚至都影响到了学校课程的设置，据报载上海正在讨论准备取消语文、政治、历史等文科类教学，在升级中直接免试！“清醒”的所谓现代学子们皆随社会转型成为了新一轮的变色龙，这种文化体制的惯性威慑，终于使众多痴迷于诗赋的有限队伍被冲击的四零八落！但是我们仍要“智慧”地看到文学！怎样看待呢？实际状况是，文学仍有其发展的广阔空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文学作为一种高尚的精神需要，市场霸主企图全部剥夺殆尽也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因为作为一种精神“食物”消费，其需要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这是有事实依据的。文学的民间化、团体化已随着国家工作经济性重心的根本转移成了最明显的运行特征，总体上观照整个文学态势，的确是边缘化了，文学队伍零散了。物质利益的诱惑吸铁石一样的掠去了众多的文学意志不坚者，我记得我在詹义君先生主编的《西部文化报》上的《民间文学的意义与生长的可能》里表露过此种理念。但在所谓“边缘”处观照，文学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一个地级市以300人计算（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量，我们地级莱芜市作协会员近四百，而且我们是年轻的规模极小的地级市），一个省基本要达到万数（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全国来说要有五六十万的数量，这还不包括那些依然犹豫彷徨的个体。这说明文学边缘化是从整个国度而言的，是与政府经济工作中心位置相较而言是边缘化的，其绝对数量依然很庞大，正如说处于我国边缘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省份加起来人口有多少？所以对于文学边缘化，我们不必要丧失信心，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如果能充分调动这近百万人的力量经营文学，其前景仍然是相当乐观的！更何况现在生活富裕了，爱好艺术的社会个体每年拿出区区百元养育艺术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文学诗歌事实还让我们发现了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市场经济冲击了文学，但不是冲走，只是把文学队伍冲散了，出现了“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的涣散局面。众多的散兵游勇只是找不到了自己的文学队伍，这个时候只要有人“偶然”“智慧”地振臂一呼，云集的确是必然的！这就需要宽阔的“智慧”艺术胸怀和同样宽阔的“智慧”坚韧奋斗艺术精神！万物就在我们的四周环绕，花草鱼虫，日月星辰，云雾山川，纷繁多样，它们的“信号”也是多样纷繁，就看我们能否去积极地“智慧”思考收集并充分的利用那些“有意义的信号”，一旦“智慧”发现、收集并“智慧”利用了它们，我们的作品就会自然地神采起来。作为真正的作家，我们觉得这是责无旁贷的文学义务，否则我们的文学宝库会极度匮乏，会造成许多的不足与遗憾的。“在我所写的全部作品，差不多是全部作品中，指导我的是：为了表现，必须将彼此联系的思想搜集起来，但是，每一个用词句表现出来的思想，如果单独地从它所在的联系中抽出来，那就失掉了它的意义，而大大地失色了。这联系本身（我认为）不是由思想组成，而是由一种什么别的东西组成的，所以，绝不可直接用词句来表现这联系的基础，只能间接地——以词句来描写形象、行动、情况。”（列夫·托尔斯泰，《世界名言录》）。我们认为“智慧”积极地知觉万物有意义的信号可能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由一种什么别的东西组成的”其中之重要的一种，恰如王蒙先生“就是对人生大千世界的各种现象、各种纠葛，他都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看待它。”！是否如此？我们有必要做深入地文学延展与探讨。注释：（1）：引自《王蒙论》158页，曾镇南著，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2）：引自王蒙《小说创作要更上一层楼》，《山花》1983年第10期。作者简介许庆胜：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地级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铁凝小说艺术论》《石祥歌诗评传》《峭岩艺术多维度突破实证省察》《张庆和文学创作艺术》《石祥歌诗评传》《蔡氏四兄妹诗歌研究》《苗得雨诗文赏艺》《唐德亮评传》《王学忠诗歌欣赏与研究》《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北方晓歌散文欣赏与研究》等，北京正出版《许庆胜序跋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现正在进行《新国风诗人作品探微》（贺敬之先生题写了书名）、《赵德发研究》等学术著作的文本形成、前期写作。并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人文联盟》、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黄河》《工农文学》《四川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及信息数千篇，总计300万字，美国《远东时报》发表他的评论文章时的编者按中称其为“大陆著名学者”。2018年2月6日——8日许庆胜去山东大厦出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现任山东省莱芜《江北诗词》编辑。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作者简介：高照仁，笔名金狗，济南市作协会员，山东济南莱芜茶业口镇东腰关村人，小学高级教师。《校长的误区》《对语文教学的探讨》《对退位减法的探讨》等6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65万字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歌词《家有“二百五”》《逛大山》，获第五届“茅盾文学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并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被清华大学收藏；散文《充满爱心的贤内助》，获“鲁迅文化杯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大赛”金奖，并载入《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人物当代卷》；短篇小说《劫后重生石玉叶》，获“全国第四届郦道元文学大赛”一等奖，并载入书籍《亲近郦道元》；评论《石祥歌诗，耀眼明珠》，载入许庆胜、许庆俊的《石祥歌诗评传》；评论《以物铸情状诗韵的辩证》，载入许庆胜、许庆俊的《王学忠诗歌赏析与研究》；《给爱妻的一封信》，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并由国家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戏剧《石头缘》获2010年“文心雕龙杯”全国大赛二等奖。2025年获“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被“九州文墨”评为“2025年度匠心作家”。初稿现代小说《家耕》（已写48万字，预计100万字以上）、《天赐仙女》、戏剧《穷哥们富哥们》曾在多个网站发表。四百余篇（首）教育论文、文艺评论、歌词、散文、诗歌、新闻通讯等，发表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站上。

文/许庆胜亓玉英高照仁（著名评论家许庆胜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副主编曾镇南先生合影）曾镇南先生在《王蒙论》85页这样界定到：“王蒙，不仅在对生活的追求上，而且在对艺术的追求上，也是一个永不宁息的、躁动不安的精灵！”⑴（85页）“所以，当我们要对王蒙的艺术创新——这曾经是一个激动、纠缠着很多评论家和读者的题目——作一点稍有新意的评析时，就不能一下子便陷到具体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法的优劣、得失中去，而要使用‘论世知人’的方法，透过纷纭万状的艺术形象，努力去把握驱迫王蒙进行艺术创新试验的那个不肯安宁、不肯因循的精灵……”⑵（85页）。这让我们立即想到了很多关乎创新的自觉与如何创新的话题，其中最能启迪我们的就是能自觉趋向冷门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就是他（她）人难以企及的无法替代的特长所在。（著名评论家许庆胜与国务院参事、著名作家忽培元先生合影）从自发到自觉是艺术生成的一般过程与规律，而能有效地进行艺术创新与试验更是成熟自觉的最显在的标志。回身观照文学史艺术史大抵如此。“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首先应该做的，我一直觉得就是首先应该明白你要做的这件事情！要了解它的基本内核、基本目标、前因后果、行进的分寸、速度以及达到最好效果的所有方案，然后选一个最佳的方案，实验性的进入具体的实践。比如绘画，作为一位以画为生命存在方式的真正画家，必须始终穿越‘爱好’的浅薄层次，有着深度创造的艺术自觉意识，而且必须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标志物。比如郑板桥的‘竹’、徐悲鸿的‘马’、吴作人的‘牛’、齐白石的‘虾’、等。要做到这一层次，须有深厚的绘画传统学养与果断放弃传统另辟蹊径的高度勇气和自觉意识！自觉的把传统的路路径径、支支岔岔挨个地走个遍，这一步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尽管你一开始就有创新的自觉意识，如果不对传统了如指掌，就无法排除先辈们的‘已有’，可能忙活一辈子都在原地踏步！比如不知郑板桥的‘竹’，而一生都在画竹，可能层次上有所分别，但终究脱不出‘竹’这个‘已有’美学范畴！至多是并驾齐驱，而显不出特立独行！对艺术的贡献仅是二分之一，而不是全部！其欠缺与遗憾在绘画史上是太多太多了！因而作为一位真正的画家打进传统全面了解是必须的，但全面了解之后要果断的放弃！正如世界上的路，在走完先辈们修好的众多路之后，就不要再走了，否则就是浪费时间，耽误了自己的创新！这时就要有自觉的创造意识，避同求异！正如前一段某一位画家专攻泰山，刘海粟专画黄山！这与那些画匠的确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那些画匠他们仅仅是一种生活填补式的爱好与功利色彩相当浓厚的聚财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出人生的况味与深刻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是游离于画作之外的。而真正的画家却在他们的画作中最大限度的融合尽了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看法以及高远的生命存在方式与理想，并有自己的而非与他人共有的艺术标志物！这就是为什么学画的成千上万，而留下名字的了了的原因了！再比如书法，书法艺术是我们华夏民族独有的值得骄傲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聪明的祖先发明的具有绘画特征的方块字，其实汉字就是一种极度浓缩的抽象绘画。而其他民族的字母符号就没有此种优势，因不具备转换成表情艺术的天定条件，至今它们依然停留在书法艺术之外的功能阶段。书法不是惯常意义上的写字，它主要通过汉字的用笔用墨、点画结构、行次章法等造型美，来表现创作主体的气质、品格和情操，从而达到美学的艺术高境。这一特定的表情表现空间艺术无论作品的累积、还是理论哲学阐释那也是浩如烟海，作为其发展的逐个阶段都自然地固定成诸多样式的定势与规范，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它们属于广义上的大篆，又有小篆即‘秦篆’，再下就是隶书、楷书、行书、行楷、草书、行草、章草、今草、狂草等等，它们都是代代书法家的杰作。现在这支笔又到了我们手中，大概也不能重复和复制，否则我们就是白活一遭！说到文学也是如此，在我的文学深层意识里，创造意识与创造成果是评判任何一位真正作家的美学标准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艺术美学标准。也就是说，前辈大家们的艺术贡献是他们的杰出才华与艺术努力的历史见证，是他们辉煌艺术的标志物，对他们学习了解是应该的、必须的，这是基础的基础，因为你即使一开始就有创造意识，如果对前辈艺术家们一无所知，不大致读透中外文学史、中外诗歌史，你创造就根本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位，结果很可能忙活一辈子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最多仅是‘英雄所见略同’，已居人后了！因此说学习了解前辈大师是必备的功课，但这种学习并不是机械地照搬，一味地模仿，甚至原地踏步！仅就诗歌艺术而言，从《诗经》、屈原的骚体、汉大赋、乐府、骈体、七言、五言、七绝、五绝、七律、五律、排律、宋词、胡适等开创的白话新诗等，每一个步骤都是杰出大师们自觉创造意识和实践的直接产物，如果都不创造，上面这些公认的诗歌成果是不可能诞生的，可能至今仍停留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古董样式上，那艺术库存就太单调了。每一个时代如果不留下特定的文学标志物，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实际上也等于白活一遭！因此了解传统之后要果断的放弃，另辟新途。这正如现在我们的中国作协铁凝主席所说：‘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作家、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那些大家的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的果断放弃，并使自己能够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中国作协现任主席铁凝，《在首届东亚文学论坛的演讲：文学是灯——东西文学的经典与我的文学经历》，载2009年第一期《人民文学》98——102页）。而要做到‘适时的果断放弃’和‘不断爆发出创新的能力’，这就需要真正的而非仅仅停留于‘爱好’‘消遣’‘帮闲’的作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先生语），自觉地避俗，勇敢地创造！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做好一件事情，首先必须明白这个事情的根本所在！”⑶（见拙著《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巴兰华散文欣赏与研究》163——16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大凡明白文学这个事而达到自觉状态的成熟作家，他一定去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自觉避同求异、勇于趋向冷门自觉建立属于自己而非与他人共有的艺术世界。胡适“明白”了之后以《尝试集》开创了白话诗，吴承恩“明白”了之后发挥自己最大量的神话能量创作了独一无二的《西游记》，从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文学史文化史。而王蒙的小说创作的确早已达到了这个“明白”的层次，他不像那些仅仅处于‘爱好’层次的所谓“小说家”，他们不思进取，不把小说创作当做一项真正的艺术事业来干！只是浅层的描摹事件，轻描淡写的发一些生存的感想感触。还是那句话，小说必须去自觉地扑捉那些特殊的，别人没有涉及的独到的冷门特长，也就是必须自觉地趋向小说文体的创造意识、积淀充实自己的小说创造能量，从而凸显出自己小说真正的艺术标志物。作家刘绍棠在论及王蒙创作的优势和劣势时，曾坦率地说：“大体说来，在写工人、农民、青年、学院知识分子和市民生活上，都另有强手，王蒙主要是以写干部见长”⑷（45页）。曾镇南同意刘绍棠的这个判断和定位，认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继而他拿出强有力的证据：“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青年干部林震，到《蝴蝶》中的张思远，《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一直到最近的新作《名医梁有志传奇》中的孪生兄弟梁有德、梁有志，都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干部形象。”⑸（45页）对此曾镇南又引来了另一个证据，就是王蒙自己的话：王蒙在与刘绍棠谈论《地母》时，曾亦庄亦谐地说：“你写不了政治性太强的作品，这个题材应该我来写。……”⑹（45页）似乎也可印证刘绍棠的看法。当然也有反驳意见：“但有的读者很可能提出异议：王蒙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难道不是更多吗？《夜的眼》中的陈杲，《春之声》中的岳之峰，《海之梦》中的谬可言，《杂色》中的曹千里，《深的湖》中的杨恩府，《高原的风》中的宋朝义……不都是感觉锐敏的知识分子吗？”⑺（45页），这就有点强词，比如很多作家既写诗、也写散文，还写小说，那么怎样定位这个作家？是诗人？是散文家？还是小说家？科学的界定往往要根据他的大部作品的重心倾向来定位，这里应该以一个大致的比例来说事。对于王蒙的写干部也是这样，这都是一些相对概念，相对于其他小说家，王蒙的写干部最多，而且这还是他的优势，刘绍棠也是从“量”的比例上这么概括的：“作家刘绍棠在论及王蒙创作的优势和劣势时”才这样认为的：“王蒙主要是以写干部见长”，这个“主要”就己经说明王蒙不单单写干部，也写其他各行各业的人物，其中肯定也包括了知识分子形象。对于这种区分的争论，曾镇南先生的概括更清晰更有说服力：“其实，这两种观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说，王蒙主要以写干部见长，那么，他擅长写那种带有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对生活中的新变化有锐敏的感觉并善于思索、有丰富的内心生活的干部。如果说，王蒙更长于刻画知识分子的心理，那么，他擅长把握的，不是那种专注于自己的业务、承受着巨大的负担、带着悲剧色彩的知识分子（如谌容笔下的陆文婷），也不是那种在爱情和事业中都执著于高于现实水准的追求、爱得痴迷也恨得峻烈的知识分子（如张洁笔下的女主人公们），而是那种有着自己一段独特的政治生涯的、视野宽阔、情感恢宏、体验良多、识见不群、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思索的知识分子。”⑻（46页），这见地是很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干部也算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不过就是担任了领导职务而已。最重要的是“写干部”这是王蒙“熟悉”的特长，别人替代不了，因为他从新中国建立后就做团的干部，接触了大量的干部，一直做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这就是他关心政治以至能写干部的优势！“屈原不问政治，能写出《离骚》吗？”⑼（《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28页）“鲁迅原想写作红军过草地的小说，未能如愿。茅盾在《子夜》里写不好厂里工人的生活。可见天才也无法驾驭他生疏的题材。”“而老舍写反映北京生活的《四世同堂》时，身在四川，却写得很好。他利用了原来在京的生活经验，利用了在抗战其他地方的体验，写起来不粘不滞，灵活自如。至于书中‘地下工作者’写得不太像，是因为在老舍的生活箱底儿里‘压根儿’就没有这块料。”⑽（《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29页，郭振华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可见文学创作中发挥自己优势与特长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是创新！最后说一说划分文学题材，“王蒙自己就曾表示过‘不能同意按社会职业划分文学题材’（王蒙《倾听生活的声息》，《漫话小说创作》第15页）”⑾（46页）。从某种特殊意义方向上说，这种定位是可以理解和基本同意的。但我们认为不能绝对化，因为真理都是一些相对概念，在相对的参照中是正确的，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地球的所有一般鸟类中相对看是正确的，但据传言南极发现了白乌鸦，如果这种传言成立，“天下乌鸦一般黑”就该另当别论。再比如“水往低处流”，这是地球的引力所致，在其他星球欠缺引力就很难说。我们对颜色“黑”不是很喜欢，基本属于负面，往往有“黑鬼”之类，但在黑人居多的非洲却崇尚黑，憎恨“白”，骂为“白鬼”，可能与白人残酷统治黑人有关。见了人吐唾沫，我们认为不礼貌、是讨厌的侮辱性动作，在有些民族却是见面打招呼的礼节；瑙鲁国女人以胖为美，我们崇尚的是杨柳细腰（可参见《文明与野蛮》），这就是真理的相对特质。按社会职业划分题材，比如“农业农民”题材、“工业”题材、军人题材、干部题材、教师题材等等，我们反倒觉得很顺耳，一切都是可以试验商榷的，不必定得那么死。注释：1、⑴⑵⑷⑸⑹⑺⑻⑾：引自《王蒙论》85页、85页、45页、45页、45页、45页、46页、46页，曾镇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2、⑶：见《散文小说化的浪漫骑者——巴兰华散文欣赏与研究》163——165页，许庆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3、⑼⑽：引自《艺术家族与微观美学》28页，29页，郭振华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 版，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作者简介许庆胜：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山东省莱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5月20日获莱芜市委宣传部、莱芜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莱芜市文联联合颁发的“第二届莱芜市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已出版学术专著《铁凝小说艺术论》等，在美国《远东时报》《新大陆》《亚省时报》《常青藤》、俄罗斯《俄罗斯人文瞭望》、越南《越南华文文学》、菲律宾《商报》、台湾《善性循环》、香港《当代文学》《澳门晚报》，《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博览群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百家评论》《四川日报》《黄河》《工农文学》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艺评论及信息千余篇，现任山东济南莱芜《江北诗词》编辑。亓玉英：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理事，莱芜区作协会员，新泰市作协会员。在《散文十二家》等刊物发表《扫眉才子笔玲珑》《从诗词里走出来的女子》《你什么时候想我》《印象苍龙峡》《闲话过年》《夫妻轶事》《人生自是有情痴》《思君》《母亲》《知了龟》《槐花》等作品，莱芜方下镇供销社退休职工，为已故丈夫刘延东整理出版300万字遗著长篇小说《追云逐梦》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轰动，在《济南日报》等媒体多有报道后，北京《作家报》连载《亓玉英的文化重要突出意义》更引起全国性强烈反响。作者简介：高照仁，笔名金狗，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茶业口镇东腰关村人，小学高级教师。《校长的误区》、《对语文教学的探讨》、《对退位减法的探讨》等6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中文核心期刊；65万字长篇抗日小说《女中豪杰》，在2024年4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歌词《家有“二百五”》、《逛大山》，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并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散文《充满爱心的贤内助》，荣获“鲁迅文化杯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大赛”金奖，并载入《上下五千年中华文化人物当代卷》；短篇小说《劫后重生石玉叶》，荣获“全国第四届郦道元文学大赛”一等奖，并载入书籍《走近郦道元》；评论《石祥歌诗，耀眼明珠》，载入许庆胜、许庆俊的《石祥歌诗评传》；评论《以物铸情状诗韵的辩证》，载入许庆胜、许庆俊的《王学忠诗歌赏析与研究》；《给爱妻的一封信》，荣获2012年“世纪金榜杯”全国书信大赛一等奖并由国家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戏剧《石头缘》荣获2010年“文心雕龙杯”全国大赛二等奖。2025年荣获“第七届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2025年被“九州文墨”评为“2025年度匠心作家”。济南市《牟国文学》资深作家、顾问。初稿现代小说《家耕》（已写48万字，预计100万字以上）、《天赐仙女》、戏剧《穷哥们富哥们》曾在多个网站发表。四百余篇（首）教育论文、文艺评论、歌词、散文、诗歌、新闻通讯等，发表在国家、省、市级报刊、广播电视及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