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滑师已有很长很长时间，弹指一挥间，马上就快四十年了。
    滑师的全称是滑县师范学校，在滑县远离县城的古镇上，当时它的四周有三面都是田野，后面有大面积的黄河遗留下来的沙丘，沙丘上长满了刺槐，蓊郁绵延，蔚然成林。一条公路从旁边通过，直通濮阳。20世纪80年代初，东濮油田刚刚兴建，路上奔驰着的多是载重的大卡车，也有拉载麦秸如山的小马车。一条淌着微水的小河在校门前蜿蜒，浅水静流，几乎听不到水流的声音，河道被水缠绕成无数的微甸，甸上满是簇拥着绿绿的青草和无数的小花，还有那飘若白云的羊、散如群星的鸟。甸与甸之间跨步可过，就像是一块块路垫，踏上去那酥酥软软的感觉，若踏云追霞般的绚丽。印象最深还是那破烂不堪的校园，到处是杂草、乱树和瓦砾，每周的劳动课，不是铲草，就是清运，但也奇怪，两年的学习时光结束时，校园里杂草仍在疯长，瓦砾遍地还是。
    20世纪80年代初，那还不是太遥远的回忆。想起我的滑师生活，虽然青春灿烂，但苦寒的记忆，让我回想起来不免还有点局促，随着时光不可置疑的逝去，当年自己身上发生的肉体与渴望、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时间久了，竟成为敏感的命题，总在纠缠着你的情丝，但日子常常狼狈，炫耀成功无期，每每思之，也是夜不能寐。那时候恢复高考才几年，一些新生并非直接从中学而来，而是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所以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最大与最小能差十多岁。忽然有了读书深造的机会，大家都很珍惜，也很欣喜。
   学校的教室是两排砖混结构的老瓦房，不比我在中学时的条件好，灯管悬在空中，开门关窗凡有点风，它都会晃悠半天。还真有一次正上课呢，灯管突然掉下来，摔在地上变得粉碎，但除了引起一阵小骚乱外，所幸并未伤及到人。后来，这些灯管被几位年纪稍大的同学乘课余时间全部固定好了。我们的男生寝室是在学校操场旁新建的红砖简易平房，一间寝室挤进去20多人，分上下铺。每天晚上，在部队当过班长的雷云峰不知要吆喝上多少回大家才能静下来。睡在这样的寝室里，简直就是夏天雨后的池塘，蛙鸣十里，鼾声都能把寝室的屋顶给抬起来，但时间长了，一切都成了催眠曲。当时每间寝室学校都配了一个大塑料桶备夜用，每天的值日生负责清理与倾倒。有时，因它会产生些琐碎小事，也会在同学间产生矛盾和不愉快。那时夜静，人入睡之后，大家你来我往，撒尿声也是通宵不断，有些人惊夜而醒多是因为撒尿声扰，脾气不好的同学会嘟囔、斥责，甚至是谩骂，由此也产生拌嘴、吵闹，甚至是打架。夏夜还好，同学多外出解手，但冬夜寒冷，尿桶满了，有的同学还照撒不管，结果搞得尿流满地，臊气盈室。值日生闹起情绪来，尿桶竟能放在寝室一天都不去动。同学们就在这满是尿臊的寝室里议论来议论去，又是立制度，又是发警告的，闹腾个不停，真像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议会，不仅是动口舌，还有拳脚行。
我们的学生食堂可是个大场面呢，前面有个偌大的广场。每到饭时，同学们如鱼洄流，汇集于此，排起很长很长的队，熙熙攘攘，就像个热热闹闹的农村大集。每个人买了菜买饭，买了饭买馍，馍还分着黑白，都不在同一个窗口卖，因此吃顿饭要费好多的周折才能弄齐。后来，我与三个同学组团，各拿菜票、饭票、黑白馍票，每人只用排一次队，饭菜馍四份便可全部搞定，真是节省了不少时间。再说四个人每天蹲成一圈共餐，边吃边说，边笑边乐，每顿饭都有聚餐的味道，很是温馨！也有一次，因我班一位同学买饭时受到炊事员的嘲弄，于是同学们气愤不过，群起而闹，与炊事员打了一次规模不小的群架。谁知那位炊事员竟然是老师的儿子，老师在课堂上一而再地致歉，弄得大家都十分尴尬。结果此事在全校先是当壮举传为佳话，后来又视孟浪成了笑谈。
    由于学校是新建的，我们到校时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几乎没有什么古籍老版的图书，文史类的书籍都是新购的当时流行的作品，记得传阅最多的书是戴厚英的《人啊，人！》。但学校是原县委党校的底子，所以党史和马列原著多，喜欢政治的同学啃原著的不在少数。我那时也就是十七八岁，也幻想着知识可以化一切陈腐为神奇，便硬是想开辟一条路，哪怕只是到达自己的梦境边缘也罢，于是发疯、发狠地学习，总觉得自己的推理比一切概念定律都伟大，不但敢于对自己施虐，也敢于向不可能挑战。就这样蚂蚁啃骨头，硬是把《资本论》囫囵吞枣地啃完了，还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些关于剩余价值方面的文章。那时，啃那样大部头的经典原著，显然是小牛拉大车，很是吃力啊！但兴趣、乐趣、情趣皆浓，所以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还在一本本练习簿上写满了读书笔记。由于这部著作的引导，又进一步阅读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著作，这使我比较早地接触到比原著更实际、更复杂的农村改革实践。我企图以自己的行动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似是有模有样，但所学的知识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却是那样的困难，这突出反映在当时我写的一篇考察报告《不能走那条路》上。现在忆来，那是一篇用孩子的眼光和成人的语言向社会表达的一种意愿，青涩、幼稚而懵懂。那时尚未成年的自己，就这样在时代的浪潮涌动中，无所顾忌地过早成熟了。回想滑师两年的学习生活，那确实是一段神秘莫测的时光，那时的情感真挚而冲动，像从山崖奔泻下来的山溪，欢快而执着，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气很高，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尝试，全然不顾家庭与自身的条件限制，莽莽撞撞地把心胸彻底打开，迎接着变革时代初期的激荡与阵痛，自认为在学习和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于是，谁先闯进心里来，就先拥抱谁，结果到后来竟然都虚无成了缥缈的云烟。好在当时教政治的刘老师，他先鼓励，后提醒，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把我们从好高骛远的虚幻中拉回来，但那不羁的心野，不甘现状、急于突破的心思还有，虽然没有因此成就什么，不过那份孜孜好学的因子却留了下来。
    “文革”之后人才匮乏，新组建的学校，师资力量更是薄弱。我们的老师，有的是从乡下平反归来的老先生，右派帽子刚摘，教课的谨慎和小心还在，一副畏惧谨慎的形象。有些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教师，虽然气宇轩昂，但露怯处常有，常常把一些平时惯用的成语都读白了字。有一次，老师把姓“单”（shàn）的同学读成“dān”，那位同学当堂而起，连忙纠正。有的老师是从中学调过来的，虽然教课扎实，但脸横如板，仍像带小孩似的管教，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常常为之不屑，不服管教，不时也让他们下不了台，出现些僵持与尴尬，最后都不了了之。倒是从高校新毕业的老师，带来了一股新风，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邢老师，课堂内外与同学们交流多，身段低，相处乐，吃喝玩也常和学生在一起。有时节假日回家了，他还把自己宿舍的钥匙留下来，让一些好学的同学有个僻静的去处。师生关系相处得恰如春水。这让我想起孙犁先生在回忆他在安国县上高小时写过的一段话：“学校的教学质量，我不好评议，只记得那些老师，却是循规蹈矩，借以糊口，并没有什么先进突出之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雷班长带人到校教导处请愿，撤换了同学们不满意的俩老师。正是这样的情况，两年的学习生活，让我记住又崇拜的老师并不多。几个调皮的同学晚自习后，在讲台上模仿一些老师上课，拖着老师特有的腔调，挥着老师招牌式的动作，惟妙惟肖地表演，常常引起同学们一片嬉笑和叫喊。当然，出老师洋相、开老师玩笑的恶作剧当场被老师逮住的也有，但训斥一番回来，脸上还是一堆坏笑，满是炫耀的神采。贾姓同学在日记上写了老师的“风流韵事”，忘记合上本，老师恰坐其位上闲看，被气得恼羞成怒，好几天都没到班上来。不管怎么样，由于“文革”荒废的时光多，总算有了以读书为荣的时代，所以同学们刻苦学习的氛围浓。当时，一个姓王的同学与贾璐同学比赛熬夜，结果终没抵过贾璐那苦学的恒心，败下阵来。那时这个小小的师范学校的班级里，做学术梦的人还不在少数呢。尽管我们当时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做专家、当学者，只是面对交织复杂的时代，在“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激励下，深感自己的知识储备如此不足的清醒与忧患。那时候，我们有思想，但想法太多，所以杂乱如荒草；我们有奋斗，但标准太高了，所以半途而废的多；我们有追求，但目标太多又不切实际，所以纵情一歌，又常常找不准调门，觅不到韵脚。但是，“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我们班后来还真有了全国著名的学者和剧作家，尽管凤毛麟角，也是熠熠生辉啊！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我们的祖国百废待兴，新旧的观念此消彼长，都在慢慢地转化着，再加上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家乡正在进行联产承包的推广工作，土地分包到户，父辈们一时从大集体的体制走不出来，他们的情绪和思想，不免会影响到学校来。当时，思想观念里阶级斗争的意识尚浓，因此根据家境、思想与爱好，同学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组、小派，还邀一些校外的人过来谈诗、谈政治 、谈表演和戏剧……思想异常活跃，清谈气氛浓厚，行为也多有点率直，又喜欢雅集，常喝酒纵歌，喝得你不是你、我不是我的。那微醺小醉的样儿，现在想来还是那样的美妙，确有陶潜“我醉欲眠，卿可去”的洒脱。下苦功夫的同学悄悄创作作品的也有，那时年轻气盛，扬帆风满，心比天高，竟瞄准经典著作挑刺或颠覆。贾璐同学两年内自学完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尤其对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下功夫最大。在读《晋灵公不君》时，对王力先生解释的“置诸畚”有疑，便去长信给王力先生，提出自己的见解。王力先生很快回信，给予他热情洋溢的鼓励，并介绍《春秋公羊传》给他看，这在全班引起不小的轰动。受此影响，读原著的同学也有不少对正在阅读的经典提出自己的疑问来。那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不时会给某位同学发来信函，大大长长的信封，格外地显眼，但内容大都是信已收到、表示感谢之类的话，所提建议被采纳和肯定的未再有例，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影响同学们求知求学过问政治的热情，于是心思更大的同学竟然写起了体量更大的论文。我们班这一有点悬空的情况，引起了校党委的高度重视，班主任也苦口婆心地讲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知识、打基础，不要脱离实际。校方还适时在校广播站开设诸如《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类的专栏予以播放，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同学们利用这些阵地，还有黑板报，也争论一些问题，有时竟敏感得令人不安。我们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建立又不断毁灭的过程，人物也好，事件也好，不断地去接受，又不断地在颠覆，心里始终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的东西作支撑，所以内心的矛盾总是将该要显示的方面都给抵消殆尽。那时把追求反思与探索为旗帜的朦胧诗派当作崇拜的偶像，几个同学成天价日地把“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挂在嘴上，好像不来点忧郁就不算成熟一样，倾情自己，忧虑未来。当时，同学们开始对课本里主张的思想怀疑起来，常常出现“原则性的分歧”，什么理论呀，观点呀，在争论时，大都是自命高深，像占领高地一样，冲劲十足，互不让人，个个金刚怒目，叱咤凌厉。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凭借阅历深邃，似有洞彻之见，语言犀利，常常唬得我们不敢开口接话，对于人物的评价都溢出了当时的语境和口径，一些同学因此争得面红耳赤，气愤难平，甚至积怨致恼，一言不合便会拔剑而起，所以也因争论发生过小斗小殴，但也没有产生出领袖群伦的人物。还有一次，因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大家兴奋难耐，热情难以遏止，便组织了一次游行，喊着“振兴中华”的口号，向着街上走去。大门夜锁不开，便翻门而出，在夜色阑珊、行人稀少的古镇老街上转悠了半夜，才兴高采烈地回来。所有这些都让校教导处的老师摇头称苦，说这班文科生就是不安分啊！当然，由于不堪承受之重，那时候同学留下创伤的也不少，不仅有政治方面的，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有，什么流产的纪念会、生煤火事件、臭豆腐风波等，以至于30多年后谈起那些往事，很多同学还是感慨万分。其实，那些微伤的记忆，都是因为当时那个来历不明、虚无缥缈的梦啊！
    当时学校的文艺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学校定期举行文艺演出，一些爱好文艺的同学参与的积极性很高，有写剧本的，有练歌舞的，有排小戏的，走幽默一线的还演练着哑剧和相声。大同学郭睿的小提琴，时常撂在床铺上，一有空闲就拉上几曲，婉转悠扬，时而清脆如群鸟齐鸣，时而倾泻若泉水叮咚，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虽不能言，而乐尽解人意，功非一日，艺已成塔，水平已是相当高了。因此，我们班在校文艺演出中屡屡获奖，出够了风头。近40年了，同学们见面还称呼着他们在舞台上角色的名字呢！当时，每逢周六的晚上，在校大门外的土路上就会放一场电影。同学们与周围的村民聚集在一处观看，夏天天气炎热，人头和蚊虫攒动是影，人有动作，或是风儿掠过，都会飞扬起一片尘土，没风的夜晚，还会热得一身透汗。那些好表现的同学，放映前在镜头里剪裁几个夸张的动作，映在银幕上。寒冷的季节，很少放映电影，露天太冷，观众边看边跺脚，比电影里的声音还要大。放映员穿着厚厚的军大衣，也是抵顶不住，所以草草收场的多。看电影时，夏天的夜虫纷飞与冬季的雪花曼舞，都成为我们天赐的浪漫记忆。还有一些思想解放的小同学，与幼师班的女同学已开始在一起学跳交际舞了。夜已很深了，满寝室的老大哥们都睡不着觉，专等着那位韩姓的小同学回来绘声绘色地叙说学舞的趣事，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夜都深了，兴奋的劲儿还下不来。老班长一反常态，没有批评和制止，而是一声不吭地倚着床头闭目养神呢！
    那时，班里学习气氛浓还体现在刊物的征订上。班里50多人，订阅的各类刊物超过了80份。一位姓刘的同学订了3本诗歌刊物。刚入校时，他写了一首爱情诗给我看。诗分为三节，以两年学习时光为背景，层层递进，向渴望的爱倾吐心声，最后一句我依稀记得：“把情致凝到枝头，只待春风。”很显然是写他中学时代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只是不知道他凝在枝头的那番情致，这么多年春风是否吹拂呢？在滑师期间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就是身上带有浓郁诗人气质的巩姓同学，把他写的一首诗邀我去看。我的天呀！政治抒情长诗，厚厚的一大本，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略带飞草的字迹和长短不一的诗行，带着他的理想、才情和辛劳，竟然布满那个笔记本的每页纸上，初初捧读，便觉分量是沉甸甸。那些日子，他有点忧郁，常常在夜色里、月光下，独自在槐林里漫步。我与他也去找过教写作的老师，渴望指点，寻求发表。老师肯定那首诗见解独特，发人未发之见，抒人未抒之情，只是内容上有点偏激和敏感，但叮嘱他多投投稿吧，或许会涌入哪位编辑的法眼呢！从师范毕业后，虽然也见过他两三面，但光顾同学间的攀谈与热闹，未及问他那首长诗后来是否发表，现在还在写诗吗？
    我那时虽也喜爱文学，但专心的却是中共党史。前些日子翻起一大堆笔记，全是我当年关于党史方面的摘录。我当时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也是因为说好了能在党校谋一差事才去的，谁知经过两年的折腾，却调到县委宣传部搞起了新闻，因为工作需要接触起文学。同学中也有持之以恒、不改初心取得正果的。贾姓同学在学校时就写剧本，后来参加工作也搞戏剧创作与研究，且成果丰硕，几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文华奖，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佳作纷繁如云，荣誉灿若夏花，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著名剧作家之一。业界笑谈他到哪里，舞台竟然会无灯自亮，可见人家的辉煌是自带流量的。我的诗集《月舟集》便是请他作的序。现在，他盛名戏剧界，所以也因名而累，成年天南海北地跑。去年，他新创作的两部戏剧好评如潮，惊爆了全国的戏剧舞台。这是我们这些浮漂之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是难于做到的。他过去也常来我处闲谈，话题很广，谈得很深。我常常把思想、生活、工作的苦恼给他诉，他听得很投入，劝得也很耐心。我虽愚钝，但他的兄长风范、谆谆之教，我是不敢稍忘的。只是这两年各自在工作和事业上忙碌奔波，相见多是在微信里。
    年轻人在一起，最有趣的要数谈恋爱了。进入二年级，男女同学接触一多，再加上与纯女生的幼师班联谊活动的频繁，便传出不少的恋爱趣事。有奔放热烈的，如班长与幼师班长“老夭”的恋爱，竟然成了两个班友好的纽带。特别是“老夭”，满口外交辞令，还应邀到我们班讲过话，而且很大方地邀请更多的男同学到她们班里去联欢。也有缠绵悱恻的，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单相思，一方痴痴冥想，苦苦单恋，一方竟然大大咧咧，全然不知，愁得那老兄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苦无办法。有的厚着脸皮去求爱，当面被冷拒之后，呼天抢地哭个不停，悲痛欲绝的样子令人心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也有，如趁女同学不注意偷偷塞个小字条什么的，结果被顽皮的同学捡起来，在教室里当众宣读，惹得满身是骚……那一段时间，同学间一会儿谈奇闻，一会儿谈趣事，花边新闻很多，绯闻接连不断，故事的主人公像唱戏似的换来换去，以至于毕业多年，班主任做了我的上级领导，在一次闲谈中，他向我求证了当年关于这方面的很多事。啊，原来他也了解这么多呀！其实，那个热热闹闹的恋爱季过后，真正成为伴侣走到一起的，反倒是当时默默无声的刘保仁和王文华同学，其他叽叽喳喳满天乱叫的人，基本上都是恋爱彩排。年龄大、城府深的郭睿同学，虽然常常笑而不语，成天把小提琴拉得回肠九转，惹得大家情感萦绕而解脱不得，谁知道他那时已是做了父亲的人，心事比我们更纷繁、更具体、更焦灼、更深沉。许多年过后，那时的恋爱趣事，皆已成了笑谈，也只有影子记得，故事留下，但人物都已模糊了。是啊，没有憧憬和期待，谁还会再去品味那些尴尬呢？
    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活，细细想来，引发我许多念旧的沧桑和感伤。史侃《江州笔谈》卷上云：“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狂与不狂，不是人生的状态，也不是年轻的标签。它不光与年岁有关，更与未经琢磨过的心野相连。心间空空，多以狂补。摄取的知识多了，阅历广博了，心反倒能够静谧如月。当时面对的现实，往往超出了我们能够衡量的尺度，宛如老虎吃天，真是无从下口。因此，失意时，锥心裂肺地痛苦；得意时，也兴高采烈地喜悦；但感到彷徨的是苦苦找不到人生的支点，撬不动自己想要撬动的一切，当理想魔力日损于平淡无奈的日常时，才知过去的一切拼搏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且闪现每一个念头，都有可能把过去完整的画面撞得粉碎。唉，不提它了。现在，有的同学已经去世多年，有的已经渐入老境，有的还在奔波打拼，有的已经声名日隆，但大部分人还是默默无闻，人生的一切都没有按照在校时想象的路径走。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奋发，甚至挥斥方遒的轻狂，俱往矣，好像都在梦幻里。也许我还要写下去，除了写点小东西，我还能干点什么呢？人生得失，事业成败，未及思量，恍惚之间，一生一世就要这样耗完。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当时，一方面不甘平庸，因为我们赶上了改革时代的开端，心存向往，处处勃发着生机；另一方面又感到困惑的东西不少，有劲儿无处使，所以，只能回到自己的内心去溜达溜达，倾听一种可以自我安慰的心跳。然而，出生决定未来，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人，一出生，一切就已前定了，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长在“文革”动乱岁月，长大又进入改革年代，一切机遇和可能，像初春的山坡，到处是绿草和花朵。然而，根据我的秉性，不会竭力去嘶喊：“请滚开，让我歌唱80年代！”
    在全国大中专院校纷纷升格之时，我的滑师却变成了一所中学。前些日子，组织上要求对文凭进行重新认证，我找到学校时，过去的旧迹百寻不见，就连原来学校象征的公章都没有了。物非人亦非，名实皆亡，一切已然苍茫。离学校不远处，原来那片低洼的土地，现在粼粼而成浩瀚的水面，水光潋滟，画桥烟柳，亦称是西湖。那段当时还在漕运着的大运河，不见了帆影桨声，却成就了一处名胜。还有周日闲逛过的旧街老店，现在开发成了著名景点。离开学校近40年，时常想起那些飘忽着的旧景和形象斑驳的师友，这一切虽像新台旧戏般的消散，但毕竟还有依稀的记忆在，不过也是大者不知，小者不详，只是一些片断了。可惜，关于滑师、关于滑师的学习生活，直到它消逝多年之后，我亦日衰渐老之时，才想起它……
                  （本版图片提供：齐丁友）

    作者简介：东坡石，本名王兴舟，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客座教授。已出版有诗集《月舟集》，散文集《贮云集》《那时花开》《太行风土小记》《梦里 有几朵花儿在开》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