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万和先生新编历史剧本《大公碑》

文/于学一

《大公碑》，又名《状元之殇》，是一部以宋代科举腐败为背景、正邪双方阵营激烈斗争为内容、弘扬主人公不畏权势公正廉明为主题的新编历史剧本。由山东招远籍中国作协会员张万和先生根据其本人创作的传记历史小说《状元之死》改编而成。全局共分十场，主要描写了宋代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招远籍前科（1061年）状元、时任徐州节度判官的王俊民（1036—1063年）临机受命充任科举主考官后，正气凛然，大公无私，与徇私舞弊的皇亲国戚集团斗智斗勇、最终不幸献身的故事。该部剧本叙事结构严谨、人物塑造生动、核心主题深刻，是一部既有益于探究往昔历史疑团和揭示历史真相的文学文本，也是一部极具现实教育意义的新编历史剧本。

我们知道，历史剧本创作的核心特点，在于“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寻求平衡与意义”。故而，历史剧本的创作，并非简单复述历史，而是通过戏剧化的手段，赋予历史往昔以当代生命力和共鸣性。那么，怎样实现在创作中寻求“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与意义”？这就需坚持以“史实为骨”与“虚构为血肉”的创作原则。所谓“史实为骨”，即时代背景、重大事件、关键人物、及核心矛盾需尊重基本历史事实，这是构成历史剧本创作的基石和首要条件；所谓“虚构为血肉”，即为了填充历史记载的空白，需虚构具体细节、对话、次要人物及人物的思想情感等等，以使人物丰满、形象鲜活和故事情节流畅，其创作原则是要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和人物性格。

倘若以此为参照，我们读新编历史剧本《大公碑》可知，作者在这一创作原则上可谓苦心孤诣——据悉，在创作该剧本的母体传纪历史小说《状元之死》时，张万和先生多方查寻有关史料和故事材料，先后多次奔赴被称为“北宋四京”的开封、洛阳、北京（今邯郸大名）、南京（今商丘）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况且，该剧本的主人公——北宋状元王俊民，本身就是招远城里村人氏，其诸多传说在当地流传广泛，这便是该剧本能够以“史实为骨”的创作前提。同时，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以“虚构为血肉”的情节描写、人物塑造，及整体文学呈现，则更可谓生动凝练、文采炳蔚——全剧既紧锣密鼓、扣人心弦，又具轻重缓急、浓淡相宜，剧情环环相扣、起伏跌宕、人物性格特征分明、生动鲜活。而在细节谋划和描写方面，则更是匠心独运、别具风采——如第二场《诡谋》中反派人物张茂则提出的“捧杀、诱杀、棒杀、绝杀”的“四杀”诡谋；第三场《杜弊》中主人公王俊民“三举笔”的细节刻画；第四场《惊夜》中杨荆公道白的“今年科考非寻常，四大弊端颇荒唐”之“四大弊端”；第五场《请辞》和第六场《赜探》中，主人公与反派人物张茂则、沐从道之间唇枪舌剑的抗争对白与唱词；以及第八场《诉月》中主人公王俊民与妻子敫桂英二人的对答与唱和等等，这些章节既充分展现了作者对于历史戏剧创作的情节构思和细节描写的高超能力，也进一步凸显了作者本身所具备的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

历史剧本在人物的塑造方面所要重视的核心，在于“在历史框架内赋予人物鲜明的戏剧生命”，从而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需尊重历史逻辑与时代特质，人物的基本定位、重大抉择和命运走向，需符合其历史原型或所处时代的基本逻辑，不能为了迎合剧情而随意颠覆历史共识。同时，人物的思维、语言、行为动机及处世哲学，必须根植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社会规则之中。《大公碑》在这方面的艺术呈现，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如其文本中所描叙的科举制度、官场伦理及其时人心态等等，总体上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风貌，而并非像有的历史剧本那样仅靠现代思想的简单移植，往往令读者产生非真实感和心理困惑。而在挖掘人性深度与内在冲突方面，该剧本避免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描写——例如，即便不畏权势、光明磊落、正气凛然的主人公，其实在最初面对淫威与强权时，其内心也不是丝毫未曾产生过波澜、挣扎与顾虑的；而反派人物即便背后势力强大和自身权势滔天，也同样有其合乎逻辑的欲望与内心恐惧等等。另外，《大公碑》将人物置于符合历史情景的艰难抉择之中，通过其选择展现性格与成长经历，将剧中的各个角色形象刻画得鲜活、饱满而充盈——如剧中涉及的主人公与其他正、反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与交际、以及剧情中所反映的“忠孝难以两全、公私利益冲突”等矛盾纠葛等等，均有非同凡响的艺术表现。

而在平衡“史实”与“虚构”的创作尺度上，作者采取“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史实上严谨，在人物关系、细节对话、心理活动等“留白”处，则大胆进行艺术虚构。如上述所提到的“四杀”诡谋、“三举笔”等细节和人物心理的刻画、主人公与妻子敫桂英的对白与唱腔描写等，虽均属作者精心创作的虚构情节，但细细品读却充满真实感与画面感，丝毫没有生涩、空泛和臆造之感。这些描写不仅将故事场景与情节呈现得历历在目，也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展现了作者在历史戏剧创作方面的文学功底。而从艺术价值方面看来，我认为《大公碑》不单单是一部历史回望与疑团解码的普通历史剧本，因为从其主题投射来看，该剧本通过人物命运的自然折射，从而探讨到了艺术的永恒主题——如文本中树立的公正、廉洁、抗争及献身精神等，并以此建立起历史与当下的精神连接。而在情感共鸣上，作者通过人物刻画令作品具有了普世性情感——如对正义的渴望、对背叛的痛苦、对信仰与理想的坚守等等，都有可能让现代读者和观众充分产生理解与共情，从而承载当代观照与普世共鸣。

著名作家、学者安家正先生在评价新编历史剧本《大公碑》的人物造型时说：“作者不仅塑造了主人公王俊民的正面形象，讴歌了其忠于职守，刚正不阿，不为浪名而沽钓，不为私利而角逐，不徇私情而公断，不畏权贵而勇为，明知艰险不却步，赴汤蹈火义不辞，最后以身殉职，委实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大公精神万古扬’，正是该剧作的主旨所在，振聋发聩警世人，乃不朽的民族之魂。而且剧中对配角张茂则的诡谋阴狠、沐从道的滥权刚愎、曹皇后的狡猾善变、赵宋皇帝的昏庸护短，以及宋宰相韩琦的忠正廉明、王俊民之妻敫桂英的大义节烈，也都悉心打造，各具特点，恰到好处。”他认为：“《大公碑》文采炳耀，语言精湛，生动凝练……是一部符合京剧表演要求的剧本。”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本没有落入大多数传统戏剧所呈现出的“乌托邦”式的“大圆满”或“皆大欢喜”式大结局的窠臼——虽然，该剧本的大结局看似罪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惩处”，正义也算得到了某种意义的“匡扶”。然而，为了维护皇权统治和皇家颜面，忠臣义士的生死存亡，从来都是轻若鸿毛 ——这就是每每阅读《大公碑》的最终结局时，总令人如鲠在喉，让人扼腕叹息，心中充满愤懑之情而“意难平”的真情实感。当然，这不仅是文本本身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这一结局也恰恰道明了自古以来，一代代封建王朝莫不如是的历史真相：即在“家天下”的时代背景之下，天下苍生所期盼的那些所谓的“公平正义”，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般的人间幻象——无论是功高盖世，还是富贵泼天；也无论是状元忠臣，抑或才子佳人；更甭说是贩夫走卒、黎民百姓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利益面前，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皆是不名一文的草芥、蝼蚁与微尘，根本不值一提和无人在意……故而，在我看来，我们在阅读新编历史剧本《大公碑》时，除了要感受到该剧本给我们带来的直接启示和所具有的当代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洞察该部剧本隐藏于表象之后的更深层次的文学密码。或许，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更加全面和更为深刻地理解并发现这部新编历史剧本所隐含其中的文学意味及其艺术价值。

注：张万和，男，1946年7月出生，山东招远人，大学文化，曾任中共招远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市委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荣获山东省委与省政府二等功一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著有《天下黄金》《心韵》《状元之死》《金黄血红》《天籁之声》《金都舆脉》《岁月无声，天地有痕》《大公碑》等多部著作。

作者简介：于学一，1965年10月出生，山东招远人，历任中央警卫局战士、招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自1986年开始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报刊及《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等文学平台发表作品，多次在全国诗歌大赛及文学征文中获奖，作品曾入选《中国诗典》《中国现代诗坛》《中国当代散文精选》等多种文学版本，先后出版诗集《灵魂的家园》《岁月流云》《红尘歌谣》、散文集《似水流年》、评论集《西窗漫笔》等，主编《招远文学作品选》《金都文学微刊》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烟台市作家协会理事、招远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