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建安文脉，书写时代新章。首届曹操文学奖颁奖盛典于6月12日至15日在河南安阳圆满落幕。为集中展示本次赛事的创作成果，弘扬优秀文学精神，现择优刊发本届获奖作者精品佳作。这些作品笔墨鲜活、立意深远，融传统底蕴与当代视角于一体，尽显文字力量与文学温度，供广大读者品鉴赏析。

文/于安华

摘要

“风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南朝到唐，一直是品评文学的重要标准。建安时的文学（以五言诗为主）以风骨遒劲著称，被后人尊为典范，这就是文学史上说的“建安风骨”。它的形成与曹操的诗歌创作密切相关。本文从内容志意、情感结构、艺术表现三个方面，系统分析曹操诗歌，在建安风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典范意义。曹操以政治领袖的胸襟、乱世亲历者的痛感，创造了“慷慨悲凉、刚健沉雄”的独特诗风，确立了中国诗歌从汉代经学附庸，走向魏晋文学自觉的关键转拆点，他“以气为主”的创作理念深刻影响了后来文学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曹操；建安风骨；慷慨悲凉；文学自觉；以气为主

一、引言：建安风骨的界定与历史语境

东汉献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叫“建安”（196—225），实际掌握政权是曹操。建安年代包括在这稍前，及稍后一段时期的文学，统称“建安文学”。这是中国文字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文学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鲁迅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写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此论述精准概括了建安文学的核心特质。

建安风骨的文学风貌，首先是指建安时代诗文内容充实、感情丰沛的特点。风是指文章的生气能够感染人的精神活力。但这种生气和活力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作者的情志活动的表现。而那些感情贪乏、内容虚无的作品，不可能有多少生气和感人的力量。

建安时代的作家，为了摆脱儒学的束缚，原本就很注重作品的抒情性。他们生活在久经战乱年代，在连年的争战中，思想情感常常表现得慷慨激昂，因而他们创作容易显得更有风骨。

其次，它是指建安诗文具有的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刘勰说：“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就是说，有风骨必然造成明朗刚健的艺术特征。建安诗歌是从“古诗”和汉乐府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也讲究辞采，但仍然保持了乐府民歌爽直质朴的本色，不像后来的文人诗追求富丽纤密的藻饰。所以，明朗刚健的风格显得十分突出。

其三，它是指建安诗文风骨和藻饰有机的结合。南朝的文学家认为，光有风骨没有藻饰也不是完美的境界。钟嵘也说，文章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而建安作家的诗文既有一定程度的华美，又不伤风骨。

“风骨”作为美学范畴，在《文心雕龙》中专设了《风骨》篇，“风”指文章的情感感染力，“骨”指文辞的骨力和结构。二者形成了既有情感深度，又有形式力度的审美思想。

在建安作家群中，无论是“三曹”还是“建安七子“中，曹操（155—220）是一位年龄最大，辈分长、地位最高、创作最早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有量，在精神气质、艺术风格上，为建安文学风骨奠定了基础。

与刘勰同时代的另一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直接使用了“建安风力”一词（风力即风骨）。后来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即建安风骨），李白赞美“蓬莱文章建安骨”，明确地把建安风骨作为学习的榜样。

钟嵘在《诗品》中，对曹操诗歌的评价是“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古直”和“悲凉”，正是建安文学风骨最本质的特征。本文认为，曹操诗歌是建安风骨形成的源头，也是建安文学的最高典范，其特质可从内容、情感、艺术三个层面加以阐释论证。

二、志深笔长，气格高远

（一）乱世书写的历史真实感

曹操诗歌最显著的内容特征，在于它对汉末大动乱历史图景的直接呈现。不同于汉儒诗教的“温柔敦厚”与“主文而谲谏”，曹操以亲历者身份直面战乱、饥荒与死亡，创造了具有历史纪实品格的诗歌文本。

《蒿里行》堪称汉末战乱的诗史：“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诗人以冷峻笔触描写关东联军，从结盟到内讧的全过程，“势利使人争”，一句道破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异化。

继而写战乱后果：“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此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成为千古名句，其力量在于不加修饰的白描——白骨与旷野、死寂与荒原并置，形成强烈的视觉与听觉冲击。

这种书写打破了汉大赋的铺陈、夸饰，与汉乐府的叙事距离。将诗人置身于历史现场，形成“诗史”品格的先声。

《苦寒行》是曹操诗歌的代表作，聚焦军旅生活的艰辛：“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曹操以第一人称视角，叙写了古代的行军之难，气候之恶劣，粮草之匮乏，最后归于“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的感慨。这首诗和他所有存世作品一样，全是乐府歌辞。

曹操对《诗经•东山》的互文性引用，既表明他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也凸显他其将个人体验与历史记忆相融合的创作自觉性。

（二）宏大的政治抱负

曹操作为汉末时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诗歌呈现出一般文人，难以企及的政治视野，与天下情怀。这种“宰相胸襟”使其诗歌超越了个人悲欢，进入宏大历史叙事层面。把国家命运、民族兴衰的爱国意思融入诗中。

在《短歌行》中，作者抒发了复杂的心情，也是建安风骨这一特质的集中体现。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起笔，这是他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但面对短暂人生，诗人想到的是建安大业未成，人民处在战乱之中，深受战争的危害，必须招纳贤才，辅助自己安定天下。这种忧虑不是个人生活的安逸需求，而是古代爱国精神思想的星火。

这首诗，表面是感叹生命短暂，实则是以时间焦虑，反衬功业紧迫：“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此处“忧”并非个人闲愁，而是“忧天下”的政治焦虑。继而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化用《诗经》，表达诗人对人才的渴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则直陈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展现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是建安时期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此诗情感结构复杂：既有“人生几何”的悲凉，又有“天下归心”的豪迈；既有“忧思难忘”的沉郁，又有“唯有杜康”的奔放。这种多重情感的交织，形成建安风骨“慷慨悲凉”的典型范式。召唤天下仁人志士的忧国忧民情怀。

《步出夏门行》第四章《龟虽寿》，抒发了作者壮阔的情怀，同时也展现了老年政治家的进取精神。“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诗人以道家式的生命有限性认知开始，却迅速转向儒家式的积极人生态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处“烈士”非指殉道者，而是指有壮志之人。同时成为传世千古的名句激励后人。

在这首诗里，诗人明确表达：“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种对天命的质疑与对人力的肯定，体现了建安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也是建安风骨“刚健”风格的思想基础。

（三）宇宙意识的哲学升华

曹操诗歌的“志深”，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层面，更上升至宇宙意识与哲学思考。其中，《观沧海》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其意义远超写景范畴：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是曹操《步出夏门行》的第一章，诗人以宏观视角观照大海，前六句写眼前实景，后四句转入宇宙想象。“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将大海的物理空间扩展为宇宙的空间，大海成为吞吐日月、包容星汉的宇宙象征。

他在表现方法上，打破了汉赋“体物”的局限，实现“写景即写心”的主体性投射。诗人之“志”不仅是政治野心，更是与宇宙对话的精神超越。清人沈德潜评曰：“有吞吐宇宙气象”之意。这种宇宙意识，为后世山水诗与豪放词开辟了道路，也是建安风骨“高远”品格的哲学奠基。概括来说，这首诗写出大海吐呐日月，包涵星辰的宏伟景象，象征着作者那叱咤风云的气概。

三、慷慨悲凉，沉雄苍劲

（一）情感结构的二元辩证

“风骨”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但两者又稍有区别，“风”偏于精神气质，较虚；“骨”偏于骨格姿态，较实。但两者又不可能完全拆开。建安风骨的情感特质，可用“慷慨悲凉”来定义，从他的作品来分析，这绝不是简单的悲喜交加，而是一种复杂情感的辩证关系。是曹操对战乱年代的客观精神反映。诗歌的情感结构，呈现为“悲与壮”的双元张力：悲是建安时期的社会辐射，是底色，壮是思想升华；悲是现实感，壮是超越性。二者相互激荡，形成“沉雄苍劲”的审美效果。

悲的一面源于对时代苦难的深切体验。如上所述，《苦寒行》是以士兵的口吻，写出他们久从征役的伤感之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诗中的死亡意象和生存艰辛，是构成建安文学悲凉底色的重要基础。但曹操之悲不同于汉末文人笔下的消极颓废，而是与“壮”的一面形成辩证统一，彰显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刚健沉雄”的独特诗风。

从《短歌行》中“人生几何”的悲叹，再到转化为“周公吐哺”的壮怀；从《龟虽寿》中“犹有竟时”的生命有限性认知，迅速升华为“壮心不已”的精神无限性追求。这种情感转换，不是简单的情绪替换，而是体现了诗人世界观中“变”与“常”、“有限”与“无限”的哲学思考。

（二）"以气为主"的情感表达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这一理论虽由曹丕系统阐述，却在曹操诗歌创作中率先实践。曹丕的诗与曹操有明显不同。拿作品来说，《燕歌行》和《杂诗》写思妇游子之情，这并非作者的自身经历或周围的具体事实，而是模拟古乐府、古诗。而曹操的诗是他在战斗中的真实写照。

曹操被追尊魏武帝后，是一个睥睨一世、敢说敢做的政治家，悲凉慷慨、气魄雄伟是他诗歌的重要特征。刘勰把“风”与“情”的关系比作“气”与“形”。气则指人的生命力。古人认为人禀气而生。

在现实社会中，“气”实为哲学概念，指宇宙生命的本原动力；在文学中，则指作品中的情感力度与精神气势。曹操诗歌之“气”，体现为情感的强度、节奏的力度、精神的刚度。

从情感强度来分析，曹操诗歌很少有婉约含蓄之笔，多为直抒胸臆的强烈表达。“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壮心不已”等诗句，都以斩钉截铁之辞，写出了激荡之情。正因为他原是一个豪气盖世的英雄，不写顼细的景象、纤弱的情感、不屑于辞藻的修饰。

从曹操诗歌的节奏力度剖析，作者四言诗继承了《诗经》优秀文化传统，作品更加遒劲有力。《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皆为四言，句式整齐，节奏铿锵，形成了“金石之声”的听觉效果感受。

从诗歌精神的刚度来思考，曹操诗歌中绝无柔弱之态，即便是写老人、死亡、失败，也保持着精神上不屈，和意志的坚定。这种“气”的充盈，正是建安风骨区别于齐梁绮靡之风的本质特征表现。

（三）悲剧意识与英雄主义的融合

曹操诗歌的情感深度，不光是写建安时代战乱的悲观，还在于其悲剧意识与英雄主义的复杂融合。纵观西方悲剧理论，主要是强调命运与人物的冲突性。而曹操诗歌，虽未形成完整的悲剧形式，却蕴含深刻的悲剧精神，这也是建安文学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薤露行》写汉末董卓之乱：“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诗人以历史视角，回顾汉室衰亡，充满对历史无常的感慨。

但诗人并没有沉溺于怀旧，而是立即转入现实行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这种从历史反思，到现实介入的转换，体现了曹操诗歌，从悲剧意识向英雄主义的升华。也给后来文学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诗人认识到了东汉末年历史的荒诞，与人性的弱点，却他依然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废墟上重建权威。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正是悲剧英雄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建安风骨“沉雄”品格的情感基础。

四、质朴刚健，气象雄浑

（一）语言风格的古直与清峻

曹操诗歌的语言风格，可概括为“古直”和“清峻”。“古”指其多用乐府旧题与四言句式，继承《诗经》与汉乐府传统；“直”指语言直白，不事雕琢，不假华饰；“清峻”则指其文辞清丽而骨力遒劲，无柔靡之态。

具体来说，曹操诗歌的语言特征有三种形式：其一，口语化与散文化倾向。如《蒿里行》中，“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苦寒行》中“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皆接近口语，无典故堆砌之弊病。

其二，白描手法的大量运用。写景写情，多为直接呈现，没有比喻象征之繁。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纯以名词并置，形成意象的直观冲击。

其三，情感词汇的密集使用。“慷慨”“悲凉”“忧思”“壮心”等词反复出现，形成情感表达的直截和强烈。

这种语言风格，与齐梁以后的诗歌，形成鲜明对比。齐梁诗风追求“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以辞藻华丽、对仗精工、声律和谐为美。曹操诗则以质实为美，以风力为尚。钟嵘《诗品》评曹植“词采华茂”，评曹操“古直”，由此可见，父子二人代表的不同美学取向。

在建安风骨的形成过程中，曹操的“古直”是源头与基础，曹植的“词采”是发展与丰富，两者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完整风貌。

（二）意境营造的雄浑与开阔

意境，是诗歌艺术的核心范畴，指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审美空间。曹操诗歌的意境特征，在于其雄浑与开阔，这与他的政治地位、地理视野和宇宙意识密切相关。

雄浑者，指意境的浑厚有力，非小巧轻灵之谓。曹操诗中的自然意象，多为高山、大海、长风、烈日、白骨、战场，皆具宏大、刚健、甚至残酷的特质。

这些意象不是文人书斋中的雅致点缀，而是政治军事生涯中的真实遭遇，因而具有物质性的重量与历史性的深度。

开阔者，特指意境的空间延展，与时间纵深。如《观沧海》写大海吞吐日月，是空间的极致；《龟虽寿》思考生命有限与无限，是时间的极致。这种时空的宏阔，使曹操诗歌超越了个人抒情诗的范畴，进入历史哲学诗的境界。

（三）形式创新的意义

曹操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也具有范式意义。其四言诗的创作，在《诗经》之后几近绝响，曹操却大量运用并赋予新的生命力。《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含《观沧海》《龟虽寿》等章）《对酒》《度关山》等，皆为四言，但不同于《诗经》的复沓与比兴，曹操四言更趋散文化，句式长短错落，情感直接抒发，开启了“以文为诗”的先河。

其乐府旧题的创新性使用，也值得关注。汉乐府本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歌谣，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抒胸臆，实现从“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化。

如《蒿里行》《薤露行》本为挽歌，曹操用以写战乱死亡；《苦寒行》本为军旅之苦，曹操用以写个人体验。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既保持乐府的质朴风格，又注入文人的主体意识，是建安文学“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五、建安风骨的奠基与典范

（一）对汉代诗教的突破与转化

汉代诗歌以《诗经》学为根基，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与“美刺”的政治功能。汉儒解诗，多牵强附会，以政治伦理压抑审美情感；汉乐府虽为民间创作，却被采入宫廷，成为教化的工具。

汉代儒者常将《诗经》主题概括为“美刺”两端，并与比兴手法结合，以服务于政治教化目的。东汉末年的曹操，就写了不少的四言诗，曹操诗歌突破了这一传统：在功能上，从“教化”转向“言志”，增强了个人情感的直接表达。

在风格上，从“温柔”转向“慷慨”，追求情感的强度与力度。在语言上，从“典雅”转向“古直”，以质朴为美。这种突破并非对传统的完全否定，而是结合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处境创造性转化，是曹操诗歌现实主义的体现。

曹操沿用乐府旧题、四言句式，仍关注社会政治，但赋予其新的精神气质与审美风格。真实再现了建安时期的社会状况。

（二）对魏晋文学自觉的开启

“文学的自觉”是鲁迅提出的著名命题，指魏晋时期文学，从经学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自觉的审美活动。曹操诗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首先，确立“以气为主”的创作理念，将作家的精神气质置于文学表现的核心上来。

其二，实践“诗缘情”的审美原则，突破“诗言志”的政治伦理限制，使诗歌成为情感表现的自由形式。

其三，探索文人化乐府诗的创作路径，为后世文人诗的发展，开辟道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等理论著作的出现，正是以曹操等建安作家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

（三）对后世诗歌的深远影响

曹操诗歌的影响，贯穿整个中国诗歌史。在唐代，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以反对齐梁诗风，其《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明显继承了曹操的宇宙意识与悲凉情怀。

李白诗歌的豪放风格，亦与曹操一脉相承，其“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想象，可追溯至《观沧海》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在宋代，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其历史视野与英雄情怀，亦可视为建安风骨在词体中的延续。直至清代，陈维崧等豪放派词人，仍以“横槊赋诗”的曹操为精神偶像。

六、结语

综上所述，曹操诗歌是建安风骨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在内容上，其以政治领袖的胸襟直面乱世，既写苍生疾苦，又抒天下抱负。形成“志深笔长”的特质。

在情感上，其融合悲凉与慷慨、沉郁与豪迈，创造"慷慨悲凉、沉雄苍劲"的审美模式。

在艺术上，其以古直清峻的语言、雄浑开阔的意境、质朴刚健的风格，确立了建安文学的基本风貌。

曹操以乱世之音，书写英雄之志，以生命有限性，追求精神的无限性，以个体之“气”，贯通宇宙之“道”，成为中国诗歌从汉代经学，走向魏晋自觉时的关键人物。

其“以气为主”的创作理念，不仅奠定了建安风骨的美学基础，更深刻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走向，其历史地位与文学价值，值得重新评估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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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安家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语境”《光明日报》（2026年03月02日 13版）

【作者简介】

于安华，男，汉族，网名：西山迎彩虹，西山迎彩虹YU。1962年出生，漯河人。高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漯河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理事，漯河市文艺家评论协会会员，源汇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源汇艺评》公众号主编。国家级网站发表作品25篇。“顶端优秀星评之星”。